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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雄致敬为老兵点赞

 

发布日期:2021-08-22 14:10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南方电网公司唯一健在的老红军王培金,已有100岁高龄,老人除了耳背,身体还算健朗,不用人搀扶,尽管已是期颐之年,但仍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位血战沙场、带兵冲锋陷阵的营长的身影。

  在家人眼中的王老不善言辞,那些跟着闹革命、打天下、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日寇,挥戈南下的往事跟家人聊得不多,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80后的孙男孙女说得更多的是生活琐事,或是应儿孙要求讲会儿革命故事,或是在家人挑剔饭食时触景生情才诉说往事。

  王培金的家乡四川阆中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这里转战3年之久。有数据显示,在那个火热年代中,有1.9万阆中儿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7000多人成为革命烈士,阆中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3年8月,王培金和弟弟王培成(后因中途生病没有继续参加革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家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五姐弟,他排行老四。因为没有土地,只好给地主家放牛,当初参军的缘由很简单,“因为红军有饭吃”。1934年,王培金光荣加入了中国,听从党的指挥北上南下,经历了一场场残酷战争的洗礼,光荣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由士兵一步步成长为营长。

  抗日战争中,王培金任工兵连排长、连长,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的公路、铁路及桥梁,摧毁敌人的运输线,王培金的左腿膝盖被鬼子的炮弹击中过,弹片至今残留在腿中。

  1947年3月,王培金在解放山西运城的一场战役中再次负伤,失去了右脚的第一、二脚趾。据他以前回忆说,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记忆是在渡江战役中,敌人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前行道路上疯狂地布下地雷,为了给突击部队打开通道,作为工兵营副营长的他带领着战士以肉体滚雷,身负重伤。

  有人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段神话,它是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没有穿的,也没有雨衣,下了雨衣服湿了以后,在身上焐干了又穿,行军又走。”王培金曾经回忆说:“我们穿着破衣烂草鞋开始爬雪山,远远见一朵乌云飘过来,立即天上就下起了大雪。爬到中途,突然发生雪崩,一个战友被卷下悬崖,壮烈牺牲,我们难过得失声痛哭。”这一段经历也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很多时间没有鞋穿,赤着脚行军,脚上常常打满血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树皮草根嚼过,甚至将从军队缴获的军用牛皮带都煮来吃了。烧火找不到火柴,就用原始的打火石取火,真的苦不堪言!”

  “那哈吃得太差了,这些经历给我老伴带来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爱吃肥肥的火腿肉”,与他相濡以沫62年的老伴,今年已80岁的欧莲珠奶奶说,有时候小辈吃饭挑食,王培金就会教育孩子让他们记住老一辈曾经是吃树皮草根过来的,要勤俭节约,懂得珍惜与感恩。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王培金拖着留有子弹的身躯,又随解放军南下到云南剿匪。

  考虑到伤残情况,王培金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思茅景谷县担任公安局局长,1954年调任普洱公路工程局保卫处处长,1955年调入云南省公安厅工作,后送到北京,在公安学院学习。

  1956年,学后归来的王培金调入云南省水电设计院任保卫处处长,从此与电结缘。1959年,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宣威电厂的建设中。

  1979年到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12月1日,67岁的王培金光荣离休。一次次的工作变动,他没有一丝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工作上,最让他们一家人记忆犹新的是,王培金从不向组织要求待遇,从来都是自己任劳任怨。“当时条件差,景谷县公安局只有一张解放牌的吉普车,虽然是局长,但他基本都坚持自己走路,一方面省钱,一方面把车留给生病的同事或用来应急。”欧奶奶说。

  “宣威电厂是当时云南最大的火电厂,昆明三分之二的电都靠它供。”在宣威电厂时,王培金曾担任过保卫处处长,带领着4名职工无论白天黑夜保卫电厂的安全。曾经在此工作过的大儿媳沈昆回忆说:“冬天温度比现在还低,天一黑家家都要笼火取暖,家里人都生了冻疮。春天里,大风卷起路上的石子,割得脸生疼。”

  1960年,王培金的爱人带着三个儿子也一并来到宣威电厂工作,分开两年的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先生产,后生活”,王培金一家人暂时住在电厂附近的老乡家里。那一年,王培金的爱人怀有身孕,她说,“房屋太简陋了,用外面下大雪里面飘小雪来形容毫不夸张。”

  “他常说,一家人,只要有饭吃、有房住就行了,就幸福了。”欧奶奶说,就连自己的子女,王老都尽量不添负担。即便病情严重需要住院,他从不要求子女陪护。“老来看我干吗,快走快走,忙你们的工作,我没事,两天就好了。”

  “1975年,响应国家政策,我当时读完高中,就到文兴公社下乡当知青去了,两年后,好不容易有个返城名额,我爹都没有帮我争取,更不要说找工作的事情”,说起来,三儿子王建平年轻时对此还是有些微词。他说,父亲的作风深深影响到了他们四兄弟的人生态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靠自己,不拼爹。”

  王老很疼爱孩子,每当子女们来看望,开饭前如果有谁不到位,他就会仔细询问。

  对待保姆,王老更是没有刁难过。“我做好吃难吃他都不说(表态),问他他说都好吃,他把我当闺女对待。”

  “老王和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就一个想法:读书。无论再苦再累,都要为孩子们创造读书学习的条件。”欧奶奶笑笑说,现在我们家也算是有点书香味了,学历上看,四个儿子有三个高中毕业,一个中专毕业,孙子辈中,大孙子技校毕业,其他孙男孙女都是本科以上学历。“欣慰的是,大家都像他,爱看书、爱学习。”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王培金作为云南当时的16名老红军代表之一,乘坐专机被接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南郊南龛山顶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和缅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将士的丰功伟绩。那里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刘伯坚烈士纪念园等12大碑区,共嵌碑4000余块,石刻红军烈士英名12.1万个,为3000余位红军将士建立了个人纪念碑,王培金是其中之一。

  1953年,欧莲珠还只有18岁,在景谷县一所小学任教。此时,王培金38岁,正值壮年。在一次偶遇中,王培金一眼就认定了欧莲珠是自己这辈子要一起度过下半生的那个人。经过组织牵线岁的两人喜结连理了。“结婚时,景谷县公安局给我们分了一间宿舍,里面只有一张床,结婚时只有一套被窝铺盖,没有喜服,穿的都是工作装”,欧奶奶回忆说。

  从参军到工作,王培金从未提出要请探亲假。1966年,组织主动要求王培金回家探亲,回到四川老家后,发现王老弟弟王培成一家生活特别困难,两人一商量决定以后每月寄10元钱给他们,帮助其弟的子女上学。当时王培金及妻子的在经济上其实也是捉襟见肘,因为要赡养妻子的养父母,还要养活他们的4个孩子。但这钱还是一寄便寄了四年。

  不仅如此,王培金还全力支持妻子寻找她的生父母及4个姐弟。“找到我亲弟弟时他正在昆明上大学,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资助他,还经常叫他回家吃饭,他都没有怨言。”

  王老的一言一行,始终感动着欧奶奶。直到今日,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欧奶奶说,“老王从来没有骂过我、打过我,无论任何事情,都全力支持我。他对我对家人都好,值得我爱。”

  王老“怕”看病,“怕”吃药,“怕”住院。他的品格中有一种“忍”劲儿和“倔”劲儿,所以大病小病都先忍着。有次家人无意中看见王老的右脚鞋袜有些血迹,才发现其受过伤的脚趾已经化脓,白花花的骨头都看见了,他还说不疼,去医院包了药就坚持要回家,不住院。

  还有一次是2011年8月份,他出门遛弯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头上缝了十多针。“不疼,没事,没事。”医生要求住院,他硬是不住,后在医生及子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住了几天。

  家人印象中,2002年,王老前列腺炎发作,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他才进了医院并迅速做了手术。

  王老唯一一次主动要求去医院是在他94岁时,前后胸上有严重的带状疱疹。“第一次听见爸爸因为病疼得哼哼”,王老大儿子王建国说。

  “他其实是为企业考虑,想着医药费能省则省。”欧奶奶一语道破了王老“三怕”的“天机”。

  离休后,王老的重心是接送孙子孙女上学,做饭。王老身体很硬朗,买米,往3楼扛买回来的煤等重活都是他干,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的常见疾病,“邻居说一点不像70岁的老人”。

  “90岁前身体都很好,爸爸走路时喜欢背着手,老远就听得见‘咚咚咚’的脚步声,步伐稳重有力”,大儿媳沈昆说。

  90岁后,王老慢慢患上了高血压、肺气肿两种慢性疾病,但这并不大影响王老的闲情逸致。

  生命在于运动,王老的生活相当规律,“95岁以前,老伴每天起床、饭后都会出门遛弯四次,之后才逐渐减少,现在身体相对差了些,也为了安全起见,基本上在家走动”,欧奶奶说。

  一直到现在,王老在生活上都还保持着当年的军人作风,100岁的老人了,自己吃饭,自己铺床叠被、自己洗漱、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不要别人搀扶。包括住院时,每次都自己洗锅洗碗,不要护工帮忙。能自己干的都自己干,着实让人惊讶与佩服。考虑到王老腿脚有些不便,出门时间少,子女们每个月就轮流至少一次带着老人家出门走走,让老人感受一下旅游的乐趣。时至今日,90岁时家里人给他买的拐棍和轮椅,到现在也没用上几次。

  “要说长寿秘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生活规律,多运动,再就是心态好,人随和”,欧奶奶总结说。

  尽管王培金老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年事已高,但他依然关心着南方电网的发展,时常关注公司动态,并对南方电网公司、云南电网公司的发展寄予厚望,他说,当年参加革命是为了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后来参加电力建设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今天看到电网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很骄傲,希望公司发展越来越好。同时,希望云南电网公司要培养好年轻的一代,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把公司交给的各项工作做好。

  如果您身边还有像王老这样的南网抗战老兵,请私信@南网50Hz 告诉我们!

  赤子柔情,不掩铁汉军魂,曾经热血抗战的南网老兵依旧是我们心中不老的英雄!(阮松萍 林丹丹 江海)

  钱青,原名钱炳坤,1917年出生于杭州鼓楼的一户大户人家,父亲钱骏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四团团长。1936年,钱青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分到的正是父亲原来任团长、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不愿同室操戈,钱青离开前线回到杭州。

  1937年,钱青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1940年,完成学业的他被分配到了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湘鄂川一带。

  战争的残酷在一开始就表露无遗。在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上千场战役。钱青说,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最让他感到悲怆的是,每天都有战友死去,出发前还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回来时却只看到挑着行李的勤务兵。打仗时,钱青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炮兵,相比步兵,炮兵的安全系数略高一些,但他们最怕日军飞机轰炸,被炸弹丢中,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难对付,杀死他们1个,我们要死三四个。”日军武器好、装备好、训练有素,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钱青仍记忆深刻。偶然的一次,钱青发现日军不光碉堡工事做得好,而且每个碉堡里还安装了一根铁链,这是为了防止机枪手逃跑,提前把他们锁在里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一触即发,欢庆胜利的同时,钱青也为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深感不安。“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他毅然解甲,从湖北前线回到杭州老家。之后,他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1947年,他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钱青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他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然而两年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杭州某小报随即登出消息——“潜伏匪特钱青已经被枪决”。妻子看到报纸,还跑到松木场找他的尸体。

  之后,他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等多项罪名,去劳改、劳教,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钱青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2004年,他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那时他已经87岁。

  在孩儿巷豆腐巷钱青12平方米的居室里,讲起战争和战友,他时常动情地拿毛巾擦拭眼角。98岁的他满头白发,白衬衣配休闲外套,清爽优雅,斯文俊朗。记者感慨他像个孩童。“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他目光坚定,“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说话。”

  王达洪,又名王道,1917年11月12日生(农历),江苏金坛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怀着投军抗日的决心,流亡武汉。1938年1月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一总队军训大队,7月15日毕业。1940年8月在广东韶关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分配到西安第7分校第10总队。1942年3月12日毕业,留校任助教、区队长等职。1943年调到陆军暂编24师任上尉参谋,年底,参加登封战役,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中左臂,住院治疗后调回中央军校7分校,直到抗战胜利。

  王达洪,1917年出生,江苏金坛金城镇人。1936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从无锡洛社师范学校毕业,任教于金坛县东墟桥小学,投身教育事业。老人说:“当时的理想是,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然而,王达洪的理想被迫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11月日军攻陷常州,王达洪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也就没有个人。”他毅然放弃教师职业,怀着投军抗日的决心,流亡武汉。

  王达洪说:“当时国难当头,我们青年人就应该报效国家。”老人提起往事,情绪依旧高昂。“民心军心,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日本人赶出去,保家卫国。老百姓都拥护抗战,如果不抵挡日本,大家都成亡国奴。当时国家有口号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王达洪给我们讲述自己当年弃笔从戎的往事时说。

  1938年1月,心怀从军抗日决心的王达洪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一总队军训大队(时干训团长为蒋中正,副团长为陈诚,教育长桂永清,总队长杨厚采),7月15日,王达洪从武汉战区军训科毕业。1938年8月,王达洪被分配到广东省国民军训处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广东中山大学)任少尉助教,广东沦陷后调陆军115兵站医院任中尉管理员。

  1940年8月,王达洪在广东韶关,又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被分配到西安第7分校第10总队通讯科学习,当时教育长为彭克定,1942年3月12日毕业,留校任助教、区队长等职。1943年,王达洪调到暂编24师任少尉参谋。1943年底,参加登封战役,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中左臂,住院治疗后调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分校,任区队长,直到抗战胜利。

  王达洪老人说:“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士兵军事素质其实都不如日本。日本训练一个士兵,500发子弹专门用来打靶练习枪法;而中国军人直到上了战场才只有十几发子弹。设备方面,一开始中国只能用有线电,美国参战后,无线电才引进来,但数量很少,每一个师有一个无线电排,剩下的只能靠人传。

  王达洪说,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会写好遗书交给留下的战友,嘱咐说自己如果回不来就麻烦转交家人。他们深知自己的装备水平以及军事素养不及日军,但仍然无怨无悔,前赴后继,抱定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念。

  正是当年无数热血青年,心怀保家卫国、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朴素的爱国主义,才毅然选择走上战场,痛击日本侵略者。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河山一寸血,他们当年的牺牲终于换来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1943年11月,王达洪所在的部队驻扎黄河边上的大荔县,主要任务是守卫河防。此时登封会战打响,日本人企图先打下登封,接着占领灵宝,沿陇海路进潼关,直杀西安,如果这一企图成真,中国的整个西北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当时,日军动用3个师团,总计五万人,国民政府也集中5个军,大约七、八万人,与日军在河南登封拉开血战。国军虽然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是士兵的军事素质以及武器装备都与日军有一定差距,再加上日军有空军支援,空中优势明显。王达洪说,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调来增援,但依旧抵挡不住日军猛烈的进攻,后来国军败绩开始撤退,途中王达洪的左臂被日军弹片击中受伤。

  登封会战,中日双方打了约两个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回忆起那场战争的残酷,王达洪连说了三个很惨。他说:“我的那个连,一共160人,后来只剩了六七十人,三个排长,牺牲了两个。很惨,很惨,很惨。当时我们的整个部队有七八万人参战,后来到宝鸡休整时已经不足4万。死了太多啊,可以说,这是中国八年抗战的缩影,抗日的胜利都是拿血拼出来的,这个历史不能忘。”

  王达洪老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新中国。八年抗战,我们是四万万同胞心一样。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枪口一致对外,瞄准敌人,凭军心民心来战胜日本的。”

  老人说:“学历史,我们应该铭记历史。虽然中国人以和为贵,不讲复仇,但我们要接受教训。抗战的教训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防,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等于任人宰割,所以一定要强军。现在中国得到世界的尊重,说明我们的实力在增强。一个国家不能忘记任人宰割的日子。铭记历史,奋发图强才能屹立于世界。不是说不要遗忘我们,我个人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历史不容遗忘。”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王达洪老人希望后人记得那段艰辛的历史,记得那段血泪铸就的历史。当年山河破碎,青年从军抗日,为的是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了,但历史还在,历史中当年的抗战老兵还在,他们见证和守望着当年一个民族不屈的记忆。

  采访结束后,王达洪老人的两位黄埔同学前来看望,我们与三位抗战老兵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告别老人时,王达洪老人一直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离开。

  李长清,出生于1918年,原籍河南新乡,现居江苏省常州市白云路。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步科,参加过1939年修水战役,江西上高会战,长沙保卫战浙赣战役和衢州会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长清老人讲述当年参军情形:“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我当时20岁(虚岁)正读高一,我想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男儿应当保家卫国上战场,我在当年秋天到洛阳报考黄埔军校,分在步兵科学习。”

  李长清给我们讲到:“哪知,我离家不久,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离我家乡不远的西平火车站,把火车站夷为平地,我父亲当时就在车站工作,父母和两个弟弟当场都被炸死了。我在军校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死的真惨啊!我一家人都被炸死了,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必须血债血偿!”

  当年,李长清投考黄埔军校。初试过后,赴洛阳参加复试。曾路过父亲的工作单位,因行程紧张,就没有与父亲告别,谁能料到那竟然成了永别。李长清到了军校,给家里写信,但不久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李长清四下打听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已经被日本人炸死了。

  1938年10月,李长清从黄埔军校14期步科结业,被分配到江西第49军第105师任排长。1939年,侵华日军在武汉战役后为了割断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联络,发动了修水战役。李长清率部参加了当时的修水战役。武汉失陷后,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与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指挥的第三战区部队在这个地区对峙于修水两岸。李长清在战斗中肩膀受伤,但仍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来由于伤势过于严重,被送回后方医院。

  李长清回忆起当时的惨烈战斗说:“修水战役,我们105师损失了很多人。” 李长清在后方医院接受简单治疗后又返回部队,继续指挥战斗。根据上级命令,李长清所在部队此时被调到杭州萧山和日军对抗,采用口袋战术先诱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日军。当时,日军非常狡猾,那场战斗中国军队打得也异常惨烈。之后,李长清又接获命令,赶往福建,前去守卫一座山头,并升任机枪连连长。

  就在那次守卫山头的战斗中,李长清率部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在撤退途中却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李长清亲眼看到许多战友壮烈牺牲。李长清的公文包背带也被打断,他自己竟然大难不死,侥幸逃出日军的追击。李长清回想起这段往事,不由感慨万千:“我命大,公文包带子都断了,敌人的子弹也没打死我。”

  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发动浙赣会战。这场会战包括了金华、兰溪地区战斗、衢州地区战斗、上饶、广丰地区战斗、浙赣路西段战斗、临川地区战斗、丽水、温州、松阳战斗等一系列的战斗。当时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曾经一度占领衢州机场,但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最后日军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伤亡1.7万人(日军战史记载)。李长清提起当年的浙赣会战,依然不能平静:“那次我们部队跟日军打了三天三夜,山上的尸体不知道有多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11个同盟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选举麦克阿瑟为占领日本的盟军司令,统一处理对日军事占领。考虑到中国在对日作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要求中国派出军队进驻日本。

  1946年,蒋介石令荣誉1师、荣誉2师合编为67师,准备进驻日本。2月份,部队在上海江湾整编。把老、弱、丑、矮的官兵调离,从其他部队选五官端正,身高1.70以上并有文化的官兵补充。当时在49军105师任上尉副营长的李长清被选中。

  当时由代表、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商量后,一同成立了后勤单位,就是当时的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独立第一兵团支部,下设三个分站。李长清就被分配到后勤,前往上海,准备赴日。当时,已有中国军官先期赴日,选定东京部队驻扎地点。后来,因为内战开始,赴日占领计划旋即取消。李长清老人每每讲到这里,心情都很激动,至今引为遗憾。

  解放前,李长清回到老家当了农民。后育有一子,现在已六十岁了,儿子和儿媳都已退休,还有两个孙子也都已各自成家。目前,李长清老人生活在养老院里,还意外在养老院里又找到了自己晚年的爱情。在当地志愿者的撮合下,李长清与同样在养老院生活的洪奶奶这对夕阳恋共同生活在一起。李长清老人的儿孙对此也表示支持,两位老人相互照顾,彼此扶持,都感到很幸福。

  李长清老人告诉我们:“她(洪奶奶)心脏不太好,所以每当心情不好,我就抄一张《不气歌》递给她:他人生气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出病来无人替……”李长清每天准时给洪奶奶量血压,调制健康粥。洪奶奶则给他洗衣服,洗脚,剪脚趾甲,做针灸……李长清老人说:“我们是在有限的生命相爱。”

  刘维詠,1919年3月3日出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他参加中国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成为抗敌后援队一员。后日军占领江苏,家乡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他流亡到湖北武汉汉口难民收容所,报名参加了晋察冀游击队,在河南一带和日军打游击战,后又去了洛阳一战区中央军训部参加学生中队,之后在汉中一分校17期19总队5大队步科学习,1941年军校毕业后分在第9军54师警卫连(即特务连)三排当少尉排长,第二年就当中尉排长,1943年洛阳会战后升任连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18岁的刘维詠是无锡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一个月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保卫战打响。学校因战事停课后刘维詠曾亲见日军残害中国人民,年少的他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成为抗敌后援队一员,为中国士兵运送毛巾、热水和馒头,做慰劳、募捐和救死扶伤等工作。

  三个月后,日军在浙江登陆,攻陷嘉兴,从后方包围上海,中国军人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退出战斗,上海失陷。不愿做亡国奴的刘维詠开始流亡生活,经安徽辗转到汉口难民收容所,刚好有部队招青年参军抗战,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晋察冀游击队,在河南一带和日军打游击战。刘维詠老人介绍说,当时由于游击队装备落后,不能有效打击日军,他就去了洛阳一战区中央军训部参加学生中队,之后在汉中一分校17期19总队5大队步科学习。1941年军校毕业后分在第9军54师警卫连(即为特务连)三排当少尉排长,第二年任中尉排长。

  1943年,日军进攻洛阳。刘维詠所在部队奉命赶往阻击。身为排长的刘维詠在阻击战中身先士卒,率领士兵向前冲锋。不幸的是,遭到日军隐蔽炮火的扫射,一个排,受伤了三十多人,四名战士牺牲。刘维詠不畏牺牲,命令部下拿上手榴弹与自己一起匍匐前进,在接近日军阵地时扔出,最终一举消灭了前面的敌人。由于日军强大的攻势,加上敌我人数悬殊,洛阳最后还是沦陷。刘维詠随军撤退至山西境内,因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荣升为连长。

  后来刘维詠随部队路经贵阳,参加过都匀独山阻击战;后又转战广西,参加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8月14日攻打桂林预备战时,反攻前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参战的中国军队欢呼雀跃,纷纷向天鸣枪庆祝胜利。“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刘维詠老人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眼角不觉湿润。“我们做的事情,对得起中华民族。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日本人赶出去,誓死不能做亡国奴!”抗战胜利后,部队被编为13军54师162团1营,刘维詠后任营长。

  1961年,刘维詠来到江苏竹箦农场种菜,先任组长,后成为菜园子负责人。1983年政府落实政策,年满64岁的刘维詠按照农业工人退休,认定工龄21年,月退休工资2000元。从那时起,刘维詠便孤身一人住农场旁边的两间小平房,房内只有简陋的家具。刘维詠行动不便,老人的凄苦晚年,让住在旁边的邻居曹宝才夫妇于心不忍。好心的曹宝才夫妇便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义务,为老人按时送饭,陪老人聊天,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刘维詠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无锡侄儿家里,2014年初,因为不舍与曹宝才夫妇的情谊又重新回到农场,刘维詠被接到了邻居曹宝才家中,俨然一家人。朴实的曹宝才夫妇,现在也已经年近古稀,仍然无怨无悔的选择照顾刘维詠老人。父母的善心,让曹宝才的女儿也加入到父母的爱心举动中,一家三口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照顾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兵“爷爷”。

  刘维詠老人告诉我们,他小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外国进口的,比如自行车、无线电,连钉子都叫洋钉,当时的中国甚至没有一家自行车工厂。老人说:“现在的中国,别说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连飞机都是我们自己造的。这说明我们中国是了不起的!”

  刘维詠老人说:“我们也盼望这一天,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快到尽头了,我的希望现在看到了。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可以是自豪的。我是有福气的,我想在这样的世界里多待几天。”

  刘维詠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说:“希望全国年轻人都要为中华民族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让伟大中国梦可以实现。千万不要打仗了,打仗是最可恶的,第一会死人,第二会破坏。这是我的终生企盼的。大家要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要走到世界的前列,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刘维詠老人说:“希望我死后骨灰可以进入抗战老兵墓地,我的一切属于祖国,我的一切属于人民。”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桑榆晚景之年依然不忘自己是抗战老兵,依然心里惦念着国家和民族,让人钦佩!

  何洪信,1919年7月出生,河北人。1937年加入29军冀北保安大队,司令石友三。亲历卢沟桥事变,部队边打边退直到江苏。后因伤势过重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抗战后返回老家,做了一名平凡的农民。

  我们从当地志愿者口中得知,这天恰是何洪信老人亡妻三周年纪念日,老人刚从外面祭奠回来,一直在等着我们。在得知我们到来,老人坚持拄拐站起来要出门迎接,甚至拒绝别人搀扶。何洪信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脸上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像一个孩子。

  在讲述当年那段参军历史时,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家里穷啊,村里面征兵,每人30元河北币(当时的货币),我就去参军了!”在他刚刚参军不久,日本人就拉开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而刚刚参军的何洪信,便被紧急调往卢沟桥附近增援,有幸亲历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2月,何洪信被和部队一起拉到了北京丰台。面对满载中国新兵的列车,何洪信老人说,当时日本鬼子拒绝通过,老人讲述到:“后来带兵的长官和鬼子交涉了一个晚上,说这些兵是到北京维护治安打土匪的,鬼子才把在敞篷车上被冰雪淋了一晚上的这批中国新兵放过去。”顺利到达丰台后,他们这支29军新兵队伍被编入了同属29军的冀北保安大队。

  老人回忆到,当时的司令石友三还是不乏民族气节,他把新兵拉到北面距离北京5公里处的皇室宫苑附近,队伍天天冒严寒操练,那时候部队上下谁都明白跟“老日”(河南籍抗战老兵对日本军队的称呼)早晚会有一仗,双方士兵摩擦不断,大家憋足了劲练兵。

  6月,驻守南苑的中国部队跟日本军队摩擦升级,因为双方在一片坡地打靶引起争端,继而鬼子又借口士兵失踪,对驻扎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开了火。当时何洪信所在的部队被紧急调到卢沟桥附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洪信老人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来他们退到了沧州,一边与日军继续作战,一边和兄弟部队向南撤退,直到濮阳。

  何洪信老人讲述,在濮阳黄河边落脚的石友三,这时惧怕起鬼子的凶猛,心里打起了投敌卖国当汉奸的主意,并公开和鬼子来往。当时石友三的把兄弟,同样驻扎在濮阳柳屯附近的高树勋得知消息后,果断设计将石友三诱入自己营地的会议室,并令卫兵将毫无防范的石友三活捉,两天后将这个投敌叛国的汉奸用绳索勒死埋在黄河摊上。

  于是何洪信老人所在的部队,就编入了新八军高树勋部队的二十八师第二旅三团三营,继续跟日本鬼子作战。何洪信老人感叹道:“我们从濮阳的徐镇到曹州一直打到江苏过陇海线,跟驻江苏的鬼子血战,从麦苗时节一直打到了麦黄,惨啊!”

  在一系列的对日作战中,何洪信老人的腿和胳膊已多处受伤,在江苏负伤后被转移的部队托付给当地一个乡长照料。老人讲:“当时这位不记得姓名的乡长,对我们几个伤员非常好,把好吃好喝的都留给我们吃。”

  “乡长对我们伤员特别好,日本人来了,还把我们藏在地窖里,要没有他,我可能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老人讲述到。两个月后,何洪信基本伤愈,但却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就和两个濮阳的战友一起回家,路上也是历经磨难,当时有很多一人多深的交通沟,过沟时就让人用绳子把他们放过去,再请令一边的当地百姓把他们用绳子拉上去,何洪信终于平安回到了村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还找人写信给那位好心的乡长报了平安。对于这段传奇经历,老人一直在说,“我赚够了,抗日活下来,为家里赚了钱,还能回来生儿育女,多好啊!” 老人对于生活很满足,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自足,与许多战友相比,他已经感到足够幸运了。

  在拍摄过程中,何洪信老人几乎都带着笑脸,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乐观、豁达的心态让老人给人特别亲近的感觉。然而一提起“老日”,何洪信老人瞬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俨然一个怒目金刚:“日本人坏啊,到处杀人,奸淫妇女!”,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了,每每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老人依然愤怒不已。

  老人愤怒地给我们讲述了当年肉搏的情景:“那时候和老日拼刺刀,你打不过他就得死啊。”老人一边讲一边不由自主地比划并喊了起来: “杀!杀!杀!”老人好像一下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仿佛正与日本人阵前激烈的搏杀一样。

  何洪信老人,抗战时期几次死里逃生,如今身体也是伤痕累累,老人身上现在还有很多当初的炸弹残片没有取出来,一生波折。老人坐在没有炉子的屋里,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这位曾经抗日战场上奋勇搏杀毫不畏惧的英雄,如今晚景如此凄凉,让我们每个人不觉落泪。一直到送我们走,何洪信老人执意拄着拐杖到门口,与我们挥手道别。

  据当地人介绍,我们现在看到的村外两间孤零零的小瓦房,是村里的好心人给盖得,老人女儿已经瘫痪在床,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儿子五年前去世,只有也已经70多岁的儿媳妇五年来一直照顾着老人,儿媳的听力不好,有时候交流很困难。

  老人住的瓦房,实在是太简陋了,屋顶只有一层薄薄的瓦覆盖,基本无法御寒,站在房子里,寒气逼人,就连房子的门也都是从别人家四处找来的,家里摆设的都是陈年的旧物什。老人只好整天穿着棉衣棉裤坐在床上,看看破旧的电视,偶尔扶着轮椅站起来在房子外面走走。我们为老人拍摄口述历史时,特意让老人把棉被盖在了腿上。

  吴淞(法名,释来空),192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38年8月16日,在长沙从军,隶属于孙立人领导的税警总团,1942入黄埔军校第11期七分校南岳军官训练团受训,参加过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1949年12月离开部队回长沙定居,1998年12月在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法名释来空。2010年来常德乾明寺(常德德山战役旧址)潜心修行,为战友超度亡魂。

  一个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为什么会对几十年前的事情日夜牵挂?一个固守往事的人又如何皈依佛门,六根清净?他放下了什么?又坚守着什么?

  老人家人告诉我们,几年前,在湖南常德市相关部门召开了一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众多抗战老兵被邀请参加。在会议进行的时候,一个身披袈裟的老和尚突然走进了会场,在与会者诧异的目光当中他慢慢走到会场最后一排。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一言不发,只是仔细地听,在小本子上还不停地记,会议临近结束,主持人问还有没有人要发言,这时候老和尚举手要求发言,他走上主席台挥臂高呼:“中国人民不可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先烈永垂不朽”。之后转身离去。

  这位老和尚,就是吴淞,常德会战幸存者之一,一个已然在青灯古佛旁放下执念却依然坚守某种信念的抗战老兵。他相信历史不容遗忘,于是牢牢铭记,用七十年后的振臂一呼让历史的印迹越发深刻。在他的一声呼喊后,一段尘封的往事重新走近人们的视野。

  吴淞老人对我们说:“很多年轻人不懂抗战那时的历史,所以我要讲。年轻人要铭记历史,现在慢慢地我很欣慰。”

  吴淞,现年92岁,出生于湖南长沙。据老人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正在初中读书的吴淞走在大街上,看到到处是抗战标语,连拉车的都把口袋里的铜板丢到募捐箱里,青年学生当兵的特别多,还有女学生,深受感动。他说:“我当兵去,没钱我可以出力,那时候我16(虚)岁。”吴淞报名参加了孙立人领导的税警总团。

  老人说:“税警总团是财政部的装备,但是军事委员会可以指挥,税警总团在上海淞沪会战打得很好,团长孙立人后来升了中将,但是番号改了,不叫税警总团,叫做财政部盐务总局7师总队。都是美国装备。”吴淞当年通过考试被注册为上等兵,1938年8月16日报名,8月21日就随部队出发,由长沙到贵州。老人说:“由长沙到贵州有1942华里,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

  1939年,吴淞连升三级,成为上士排副,后被借调到炮兵通讯排两个月,后由孙立人兼指挥官的贵州省第二西进区民众抗日自卫临时指挥部成立,吴淞又被调到指挥部政工组做准尉副员。老人解释说:“副员就是机动人员,哪里需要调哪里。”吴淞在政工组协助成立政治工作队搞宣传,还成立了一个民卫集团。由于吴淞政工宣传工作效果好,1941年被升为少尉。1943年,吴淞又被调到第九站区兵站总监部任中尉联络参谋。

  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了一场战争——常德会战。会战爆发时,他所在的第10军在湖南衡山附近驻防。当时日军第11军出动约9万人进攻常德,中国74军号称虎贲军的57师苦战16昼夜,8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300人了。

  当时,日军包围常德,形式危急,薛岳命令衡山第4军下属3个师增援常德。吴淞又调任第3师联络参谋,参加常德会战。老人讲述:“当时一路上非常辛苦,那时衡山到常德没有铁路,公路也被破坏了,行军只好由衡山、湘潭这一路走来,平均每天要走150里,当时还不能做饭,我们把米放锅里放点油,放点盐吵了,就像灌香肠一样,放在蓝布袋里,每人发一袋,背在身上做干粮,一路走一路吃,口干了,田地里,溪水里,池塘里弄口水喝,晚上有时实在太累了,背靠背,坐着睡个20分钟,就又出发。”

  四天三夜的急行军之后第10军于11月30日到达常德外围,第3师强攻德山。

  日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又有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但国军将士不畏强敌,对德山志在必得。激战一天,双方伤亡惨重,我军趁隙猛进终于夺回德山。次日,惨无人道的日军增援部队赶来,竟然使用毒气作战,国军严重减员,德山得而复失。常德方面,国军从城郊外围到城内屋角每一个角落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与白刃肉搏战,12月4日,在电讯中断、江西援军未到的情况下,常德沦陷。

  老人讲述,当时自己本来的任务是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军粮消耗情况及时向总监部汇报,以利调度和补给,但战至最激烈的时刻,情况紧急,已经不分后勤与前线。吴淞主动请缨,参加战斗,与全部官兵同仇敌忾。亲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吴淞国仇家恨都涌上心头。

  老人说:“战斗非常惨烈,1943年12月3日,德山争夺战打响,德山有个老码头,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一公里就死了1400多人!” 后58军、44军赶到,中国军队汇合猛攻德山,6天后,中国军队收复常德。此时,固守核心阵地的虎贲部队8千余人仅83人生还,吴淞所在的营只剩3人幸存。

  吴淞老人说:“常德打得很惨,遍地是死尸,房子没有一间好的。收复常德后,士兵们用竹竿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来,两个士兵端着枪,穿的整整齐齐,那时老百姓看了很高兴,看到护旗的哨兵背面缝了一个虎贲部队,就知道虎贲部队在哪里站岗,都流泪了,哨兵也流了眼泪,当时57师就叫虎贲部队,这废墟中的旗帜,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战史记载,常德会战国军以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惨胜”日军,为抗战局势的历史性扭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世界各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此战被西方国家赞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当年吴淞投军抗日时,尚未满16岁。血气方刚的吴淞自忖家贫,没有钱财可以捐献,不顾自己年幼也没有跟父母商量直接报名参军,尽忠保国。临走,母亲去送他,对他说:“你当兵是为了抗战,我不阻拦你。但有时间要经常写信回来。待人处事要将心比心,不要因为是军人,就随便欺世凌人”,年幼的吴淞向母亲敬了一个礼就出发了。

  吴淞后来才知道,在自己走后,在当地铁道上为抗战秘密服务的同胞哥哥被日军抓住,虽然在群众的压力下日军最后放人,然而背后却又对其下毒为哥哥打了细菌针,哥哥回家38天便暴病身亡。当时兄弟俩都21岁,兄弟情深,国仇家恨凝于一身,吴淞的抗战心情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吴淞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在非常时期,孤身一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回到家中把母亲接到部队驻扎的地方。战友们被吴淞的义举所感动,科、处级领导则分别设宴为其母安惊洗尘。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获息此事后,亲笔挥毫“忠孝两全”横幅赠与吴淞以示赞赏。

  大陆解放前夕,吴淞心念家人,心忧祖国,所以放弃台湾的前程,毅然决定留在大陆。照顾家人的同时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吴淞老人,少年毅然参军报国,在抗战危境中孤身救母,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下,吴淞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选择了坚守心中的忠孝大义,一力担起为国为家的重任,在老人心里,国与家融为一体,汇合成一个傲然挺立的男儿脊梁。

  2014年4月14日,对吴淞老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军上将、总参谋长郝伯村先生到访大陆,参观抗战遗址,并到常德乾明寺看望吴淞,二人品茗交谈,俨然一对久未谋面的朋友。他们都曾在孙立人将军部队参加抗日,如今一个是卸任的国军上将,一个是走出方外的来空大师,本都是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时光飞逝,物转星移,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穿越时空界限再次聚首,依旧对往事念念不忘,可见那段历史已经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迹,即便历尽沧桑,总有不可释然。

  6月22日,吴淞老人应郝伯村之邀,随同“跨越海峡的团聚”中国大陆民间访问团抵达台湾,顺便去探望71年前与他在常德共同抗击日寇的战友赵清福。吴淞老人说:“两岸开放之后,我们见过4次面,第一次是1989年,最后一次是1994年,到现在也过去20多年了”。二人见面闲话家常,互相问候。虽然甚少谈起战争的话题,但二人的相聚与分离却战争往事密切相关。

  老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很难想象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不顾舟车劳顿,远赴台湾看望战友,见面之后不谈战事只话家常,其中的不舍与淡然又有几人能够读懂?在探访过程中,我们看到老人家里厚厚的一本相册上静静地躺着四个字:来了,空也。

  多少岁月,都匆匆过去了,唯有心中那份对于当年抗战情怀,对于战友的思念依然难忘。也许“来空”表明淡然,老人已看淡名利,看淡生死,看淡冷暖与恩仇。坚守常德,是吴淞老人终身难忘的一次惨烈战斗,战友牺牲的悲壮和惨烈老人至今记忆犹新。从那场战斗中老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残酷,更有无怨无悔的责任与担当,守卫战友,也是守卫那种坚守的精神。

  1998年12月,吴淞在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法名释来空。如今,法名“来空”的吴淞老人,已经在乾明寺守卫战友亡灵四年了。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1925年生,山东齐河人。1945年5月在冀鲁豫边区独立团山东长青警卫连入伍,1947年2月加入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1954年11月开始,先后在云南以礼河水电局、原滇西电业局任职。1982年12月离休。

  王金岺:我最近最高兴的就三件事情,一是就是(纪念)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是最大的事情。二是我过了我的90岁生日;三是我跟着伟大的党,走向革命道路70年。

  当我们叩开了抗战老兵王金岺的家门,王先生和女儿王凤云在客厅里等我们,紧凑而整洁的客厅里,鱼缸里金鱼在水草之间自由自在游动,沙发和茶几,对面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一部抗日电视剧。90岁高龄的王金岺精神矍铄,当听明白我们的来意以后,老人调低了电视机的声。随着采访的深入,老人陷入了沉思,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激愤、时而欣喜。我们随着老人的讲述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我1925年4月生,我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齐河县,这里离济南很近,大部分地区与济南就隔一条黄河,过河后便是济南长清区。尽管离大城市很近,那时我家很穷,穷到没饭吃。我从8岁逃荒、讨饭,整天拿着打狗棍,从齐河到德州,再到济南,一直到15岁。没办法,只有以野菜、糠皮充饥。

  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汉奸队、土匪横行乡里,纳粮、要钱,穷人的日子更加难了。为了过日子,北方盐碱地多,我们一家熬盐巴。上山砍好柴,推着独轮车,一家人轮流一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加柴火烧一大锅水熬盐,最后得到三种东西:盐、硝和卤水。一个月下来,勉强得到20多斤盐换粗粮充饥。一家人这样工作,还是入不敷出。因为生活艰难,贫病交加,没有钱治病,几年之间,13个兄弟姐妹只剩下我和妹妹。家里只剩下四个人了。“一硝,二磺(硫磺),三木炭”,这期间,我了解了制造地雷的重要材料,为后来的战斗生活积累了经验。

  16岁那年下半年,日本鬼子就到了我们村子,强迫村民修碉堡出工。那天,由于没日没夜地劳动,外村一个老人拉肚子,蹲着起不来,他捂着肚子比划着,无比痛苦,向一个抬着刺刀的日本兵求情。日本鬼子逼着叫他起来干活,在苦苦挣扎要爬起来之际,另外一个日本兵过来,二话没说,用枪托几枪托打到老人脑袋上,把老人活活打死了。后来,我们召集村里的村民,含着眼泪把死去的老人抬走了。

  日本鬼子住的地方叫潘店村,村子很大,有2000多户人家。住着25个鬼子,150多个伪军,有东西北门,只有北门开着,有鬼子站岗。日本鬼子进村里,人都跑了。可时间一长了,又得回来补种一些庄稼,日本人发良民证,出入村检查。进了北门,有一户姓潘的人家,两口子刚刚结了婚。那天,姓潘的人家两口子回来想补种点庄稼,刚进门,冲进来5个鬼子,把妇女捆起来,把他丈夫也捆起来。5个鬼子当着丈夫的面,了他的妻子,然后用刺刀刺死了妻子和丈夫。老人说起,日本鬼子残暴的情景,声音哽咽。

  17岁那年,我和一个侄子到济南去打零工去,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开的药厂。后来到18岁,累不住了,我只有逃走,到砖瓦厂打工,谁知这厂也是日本人的,逃离了虎口,又陷入狼窝、日本人用刺刀逼迫我们,一天干18、19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月亮西落还不收工。日本鬼子阴冷的太阳旗,笼罩着乡村,山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铁骑下呻吟。

  在砖瓦厂干了7个多月,我悄悄离开砖瓦厂。回到家,我们这个村子离日本鬼子据点近,没地方去,只好在家附近东躲西藏。读书年龄错过了,就是正是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又去哪里找一块五的“袁大头”(指的是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交学费啊,看看自己苦海无边的生活发愁。突然有一天,肖华支队的骑兵团从我们村子旁边路过,看到军纪严明,威风凛凛,冲锋杀敌的军人,我脑子里萌发了参加八路军的念头。

  1945年5月,我本家的一位叔叔管征兵,他说是八路军,是好兵。本着“为吃饭去”的想法,我把名字改为王金岺逼上梁山(我在家时候名字为王铎铭),我和叔叔还有一位姓田的同村年青小伙子,三个人偷偷去报名当了兵。为避免日本人追查,我告诉婶婶说,别人问起来,一定要说我到济南打工去了。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一个婶婶给母亲讲,说我去当的是好兵,是八路军的队伍,母亲深明大义,非常支持我。

  我们在齐河县境内,边打游击,边训练。2个月后,冀鲁豫边区独立团成立,我被编入独立团下属的山东长清三团警卫连,毅然决然加入了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山东战场。我把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残暴的悲愤,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恨,化作作战的勇气和力量,抱定誓死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在上百次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斗中,我和战友们冲锋陷阵,驰骋在游击战场。

  中国人民以鲜血和汗水,以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15年的抗战,8年全面浴血抗战,当胜利的曙光来临时,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解放战争打响时,1946年,我们冀鲁豫边区独立团攻打的一个据点,我是机枪班的,我和两边一边一个战士,敌人接连不断扔下的手榴弹,我小腿被炸伤,伤痕至今清晰可见,可我继续坚持往前冲。右边的战友下巴被炸脱落,右边的战友耳朵被炸掉了一块,可我们继续冲锋在前。

  副班长是一位38年参军的老革命,见到我裤子上渗透的鲜血,问:“小王,你怎么了?”我说:“负伤了!”“你等着!”我不想走,我以年青人的勇气和执着,坚持着爬上梯子,用机枪消灭了盘踞在碉堡里的敌人。下梯子的时候,腿疼得厉害,可谁知炮弹、手榴弹一接连向梯子飞来,我眼疾手快,一把把它梯子拽出来,我也随梯子上落了下去。后来,我因负伤在医院里住院了一个月。那一次,我立了团里的三等功。

  出院以后,继续战斗。我最难忘的是淮海战役,每天都打仗,每天都是隆隆的炮声和接连不断的枪声。那时,打仗和吃饭是最大的事情,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官兵一致。大家都充满战斗激情,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都很振奋、高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反动、独裁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陈文英,男,1924年出生,广东珠海人,原珠海供电局局长、党委书记, 1945年加入东江纵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湛江市农垦局、湛江农垦第三机械厂、珠海供电局等单位工作。1985年离休。

  我的父辈是在清末民初从珠海迁到大上海,开始异乡打拼的。1924年,我在上海出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一家人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在英国人开办的太古公司做海员,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漂在海上,家里所有的活都交给了母亲。可以说,完全是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

  1932年1月28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我家就在战场旁边,我亲眼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深深体会到了弱国百姓的悲哀。母亲对我谆谆教导:“有仇不报非君子,你是男子汉,不可以害怕,长大一定要去打日本仔。”这句话我铭记至今。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尽力报效国家。

  由于战乱,我和姊妹们失散了近五年。母亲带着我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几经辗转,流落到珠海老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为了生计,我十三岁就到中山的一家书店内打工。那时候打工可以说是什么活都要干,除了帮老板看店搬书,还要帮他们一家做饭洗衣服,其实就是佣人。

  1938年日寇攻打斗门时,我还曾被日军骗过去做苦力。当时日寇通过本地的维持会,骗了不少年轻人过去,说是给维持会干活,有钱发,有东西吃,到了那地方才知道,原来是给日寇背干粮、扛炸弹。我听说很多给日本兵抓去当苦力的都死了,便寻思如何逃脱。很幸运的是,当时我比较机灵,瞅准一个机会及时逃掉,才没有沦为日本兵的枪下鬼。

  也正是这个事情,让我参军打“鬼子”的愿望愈发强烈。1945年1月,机缘巧合,我看到了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招兵的传单,便毅然报名参军入伍。那个时候当兵,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有八九回不来。可每当我想起日寇各种奸淫屠杀的残暴行径,心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更加义无反顾。我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是在番禺,我所在的班一举消灭了8个日本兵。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子弹就在我耳边“嗖嗖嗖”不停地飞过,我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当时打“鬼子”那种兴奋又害怕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因作战勇敢,半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此后,跟随着部队,我从警卫员做到了班长,从东江纵队辗转到华东党校再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一步一步地在枪林弹雨中闯了过来。那时候我就只想着冲锋杀敌,希望以后子孙能过上和平的好日子。说实话,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我都感到难过甚至害怕。就拿1948年与军队的一场恶战来说吧,我当时最好的战友兼同乡张喜仔因为保护我,被流弹击中,我背着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到达流动医院,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死去,我痛哭了一整夜。从1945年到1949年,四年多的军旅生涯,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兵粮短缺时就嚼树皮充饥,下雨天用芭蕉叶盖头倒地就能睡着,脚底不知磨出了多少老茧,但从没想过退缩和放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觉得为了这一刻,付出再多也都是值得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1952年全国上下急缺橡胶麻绳这些战略性物资,我所在的独立十五团转为湛江林一师,我也随之解甲归田,转业到湛江徐闻开荒种植橡胶和剑麻。

  出于建设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决定选拔一批干部到武汉参加高校入学考试,虽然当时我仅有小学学历,但因平日里比较好学,有些积累,尤其是在中山三乡书店打工的经历,让我读了不少书,且1947年我还曾随部队政委在华东党校培训学习过,所以很幸运,我被选中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 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可是件绝对荣耀的事情。

  刚到大学时,自己深知肚子墨水少,心特别虚,而且年少时读书的艰辛让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点知识。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带着问题去学习,能把以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来,请教老师,查阅书籍,然后自己总结归纳。那时候书很少,我就想方设法弄书来读,上图书馆看、向别人借、攒下钱买,算起来我每年读的书都有过百本,正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让我一生受益。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湛江市农垦局担任基建科长,1958年调任湛江曙光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 1965年调任设在湛江的中央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分公司经理兼政治部主任。1967年,“”开始后不久,公司改编为建设兵团,我担任兵团八师八团团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步入正轨,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康庄大道。此时,远在珠海老家的母亲和姐姐希望我能够回家团圆,结束半辈子的漂泊。我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也萌生了落叶归根、回报桑梓的念头,但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走,认为在湛江干得好好的,回到珠海又要一切推倒重来,不值得。但我内心里的那种游子情怀是别人很难理解的。我考虑再三,便主动写信向珠海政府请缨,希望回去为家乡做点事。1979年,我如愿以偿回到了故乡,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这无意之举,却让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8月,国家将珠海设立为经济特区。从此,珠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南方的一颗明珠。

  1981年1月,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批准珠海供电局成立,我被任命为局长,负责统筹全局工作。当时的珠海供电局管理人员奇缺,分给我们的干部只有29个,全部员工加起来才100多个。设备和技术也落后,全局仅有一个110千伏变电站,办公场地接近于零,办公设施几乎是要啥没啥,穷得叮当响。我记得当时办公室内连个水壶都没有,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如何改变企业这种“一穷二白”的局,而且要白手起家,成为摆在我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刀阔斧的基础建设被提上了日程。那个时候,我总是带着严卫干、陈林森等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整天忙着建办公楼、建变电站、建配电房,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的事。在这期间,最苦、最累、印象最深刻的,当数建设珠海市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过程。

  珠海自设立经济特区后,立马吸引了众多外商到珠海来投资建厂,发展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用电量几乎以一年翻一倍的速度猛增。很快,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市里仅有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缺电十分严重,三天两头就要拉闸断电,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无一幸免。怎样应付这种处于“狂飙”状态的用电需求,怎样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同时实现省澳联网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经多方协商,220千伏珠海变电站的建设便迅速提上了议程。1981年5月,建设计划一敲定,工作就立即展开,从用地选址、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验收投产,一路上我都紧盯不放,经常请教技术专家,咨询基层员工的意见,片刻不敢掉以轻心。

  那时电力建设条件甚为艰苦,运送物资的工作都要用自行车来完成,自行车上要带电表、材料、铁板、横担,重得不得了。建设工地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点,我们在烈日下校对图纸,安装器材,大汗淋漓,饭菜晾在一边,等去吃的时候早已凉了。我记得,为了赶进度,有些同志一连好几天不回家,在工地上“驻扎”,我也不例外。变电站主变安装的关键时刻,恰好是我的五十八岁生日,家人希望我能够回去一起过,但我不放心,就没有回去。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时透露给了大家,那天晚上,全体建设人员在工地给我过了生日,伙房还特别加了两个菜,大家吃饭聊天,特别开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1983年9月,220千伏珠海变电站顺利建成投产,并为省澳联网、向澳供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家知道,澳门是个弹丸之地,但那时候澳门的经济要比珠海好很多,用电量也多好几倍。为解决澳门的供电矛盾,根据1981年省电力局与澳门电力公司签订的补偿贸易供电合同,由澳电出资2亿港元,以珠海变电站为枢纽,建设220千伏电源进线(由江门北街变电站供出)Ⅰ回路,110千伏出线至澳门澳北变电站Ⅱ回线月,江珠澳第一条电力“大动脉”全线贯通,珠澳两地成功联网供电,广东向澳门供电的序幕由此拉开。

  那段时间,为了协商两地供电事宜,我经常与澳门电力公司联系。接触多了,深深感到成立于1904年的澳门电力公司有着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设备技术也很先进,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记得我第一次去澳门参观他们的供电服务大厅,发现他们的客户服务,是如此地体贴、用心和全面,觉得很不可思议,感触很大。所以我拍了好些照片,回来以后印发给了供电所的所长们,也给他们上了一堂课。

  随后,我有组织了好几批人员过去参观学习,或是与澳门电力公司共同举办活动。通过交流,他们的治企理念、管理体制、运作流程、客户服务、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等,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当时珠海供电局正好在搞企业整顿,力求加快发展,我借着这股“东风”,积极引进国外新技术和设备,建设了一批变电站和中心配电所。同时制定并完善岗位责任及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此外,我加大了对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锻炼,像后来接班的段光辉、梁锡垣等同志,我总是鼓励并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职工的积极性也很高,比如在基层站所里,因供电不稳定,停电时有发生,维修队员们常常饭吃到一半就扔下碗赶赴抢修现场,毫无怨言。记得又一次台风过后,很多电力设施都遭到破坏,当时抢修设备有限,我到现场视察,没有工程车,施工人员都是蹚水推车运送电线电缆,几趟运送下来,一个个都被淋得湿漉漉,冻得脸色发青。我看了很是感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85年我离休时,珠海供电局的年供电量已较成立之初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总额增加近6倍,位于市区中心的供电大楼也建成投入使用,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眨眼,我离休已有三十年了,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对待家人,我一直怀有一份亏欠,过去由于工作繁忙,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所以离休之后,我巴不得用双倍的时间陪伴他们。妻子比我小十岁,现在也已经八十了。有道是“少时夫妻老来伴”,我特别珍惜与妻子相处的每一寸光阴,每天与她外出散散步、买菜做饭,平淡怡然。

  同时,我还担起了教育孙子的重任,我常给他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将一些自己的人生阅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两个孙子也没让我失望,都考上了大学。大孙子还于前年生下了家庭的第五代。现在,我是上有岳母,下有重孙,实现了真正的“五世同堂”,一家人经常聚会,喝茶聊天,其乐融融。虽然年岁已高,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报,记日记,写时评,偶尔泼墨挥毫,提笔作画,陶冶一下情操。我总认为,身体可以休养生息,但脑袋绝不能放空,灵魂更需充盈。我还有一个爱好是剪报,在家中,光是剪报,就摆满了一个柜子,在剪报上面,我还写了很多读后感和学习笔记,为国家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欢呼,为珠海取得的每一点发展而喝彩。

  尽管我已不在其位,但了解国内外的电力行业发展态势,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除了时事新闻,电力报刊也是我每天必定阅读的。离休后的我也常常接到各方邀请,到佛山、中山等地供电局参加交流活动,也多次回到局里与新老同志交流畅谈,尽绵薄之力,支持关注着电力发展。偶尔在电视报刊上看到珠海供电局的报道,不管是救灾抢修还是民评活动,心中都十分欣慰,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长大,最终成为栋梁之才。

  达维多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上校老战士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18岁当兵,参加过解放了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的布拉格,参加解放了中国东北同日本帝国侵略者的战役。总共获得了32枚苏联英雄勋章。

  1942年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那年18岁,入伍后就进入军校,学习6个月,毕业后受军衔少尉,派往西南方面军前线反坦克营,任火炮排长,在这个排里,只有两门45毫米反坦克火炮, 我们在1943年8月接到第一个作战命令,对德军发动进攻,我们支援一个拥有55辆坦克的坦克营,仗打的很激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但是我没有惊慌失措,很快我们的两辆坦克被德军击中,我感到内疚,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德军的坦克,结果我们的坦克首先被击中,我们很快弄清了德军的方位,并且对他们发起攻击,德军受到重创,弃甲而逃,我们取得了重大战果,在“红色田野”的那个地方,有两个村庄,我们先后占领了这两个村庄,后来我们又接到命令,我们的坦克营应该驻守在红色田野阵地,不放过德国的一辆坦克,一步不后退,我认真的布置了防守阵地,作了妥善的安排,过了15-20分钟,德军向我们发起了反扑,他们想迂回包围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阵地两边都是沼泽地,中间有一座小桥,德军只能通过坦克过这个小桥对我们进行攻击,我于是命令开火,几輌坦克开过来了,我说:“开炮!开炮!”于是击中了连续开过来的第一辆坦克,其它的坦克不知所措,天黑下来了,无法瞄准了,于是其它的坦克就逃跑了,夜里行军把这辆受伤的坦克拖走了。

  那个时候,我只的18岁,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仗,是一场血腥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伤亡很大,我们总共25人,只剩下8个人,德军的火力很猛,当我们发起攻击时,各种武器都向我们开火,有机枪、各种口径的火炮,还有12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们的2000人的步兵团,就剩下800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突破敌军的防线,这个是库尔斯克火的弧形防线,库尔斯克在整个苏德战役中是个重要的大决战,德军想在这里和苏联红军一决雌雄,为了夺取库尔斯克的胜利,德军孤注一掷, 连16岁的少年都动援上了战场,组建了新的虎式坦克和自行火炮团, 想要扭转苏德战场的败势,还想妄图最终占领莫斯科,彻底打败苏联红军,当发现德军要进攻的时候,我们首先发起了攻击,德军已经无法从其它战场抽掉坦克来支援,我们迫使德军无力发动进攻,我们发起全线攻击,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英雄气概,虽然我们的伤亡很大,比如说我的坦克营,营长牺牲了,我自告奋勇的担负起全营的指挥。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当我击中那个第一辆坦克的时候,我就越战越勇,随着部队的向前推进,虽然有很大伤亡,但是不断的有新兵补充,我不失时机训练他们。让他们熟练的掌握45毫米反坦克炮的操作,我们不断的突破敌军的防线,不断的接近德军,德军开始撤退了,跑的那么快,我们甚至都追不上,我缴获了他们的履带和胶轮牵引车,我把我们的火炮挂到这些牵引车上,德军军队以为这个车是他们,没有马上识别我们的火炮,所以我们得以在100米以内的距离,有效的杀伤敌人,我的叔叔在斯莫连斯科牺牲,我的父亲是牺牲在莫斯科的保卫战,所以我对德军充满了仇恨,我尽可能多的消灭德军,不接受战俘,我虽然没有计算,但至少要有500多人,我很快就获得勋章,第一个勇敢勋章,第二个是红星勋章,第三个是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卫国战争二级勋章,总共获得了32枚勋章。

  你看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他们突然就离开了,但是我不哭,出于对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我没有哭泣,我勇敢的挺过来了。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在历史课上就知道,中国红军在领导下,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他们长征北上抗日,我们也在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战,中国派遣了很多领导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蒋介石的儿子也来过苏联,我们的第一个炮兵指挥员牺牲了,第二个炮兵指挥员又牺牲了,我跪下来,吻他们的额头,失声痛哭,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在整个二战中我不只对德国法西斯充满仇恨,也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了仇恨,希特勒已经下命令了,利用第涅伯河阻击苏联红军,第涅伯河水很宽,是个天然的屏障。1943年9月末,我们抵进到第涅伯河,离河边只有1.5公里,有一段时间,突然感到虚脱了,为什么虚脱了呢,他坐着牵引车来到一个村庄,第一次碰到两个姑娘,一个15岁,一个17岁,抱着他就亲吻,她们指着说我的母亲被炸死了,知道我们来解放,那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姑娘的亲吻,我更仇恨法西斯了,我千方百计的找到了杀害她母亲的德国兵,把他们都消灭掉了,替他们报了仇。这以后我就感觉浑身无力,全身虚脱,很快就睡过去了,然后被战友推醒,说“中尉同志,中尉同志,上级有电话”。电话告诉我,让我们强渡第涅伯河,到对岸的沃尔尼奇村,侦察德军的布防,摸清他们火力点,在渡河之前我们把所有随身所有文件和奖章等重要携带的东西,都留在领导手里,一旦我们遭遇德军,立刻发射红色信号弹,我们到了对岸村庄,在距离岸边2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德军的阵地的位置和火力布署,上级把610炮兵团调到对岸,迅速摧毁了德军的火力点,步兵发起了冲击,第二天早晨,又来了意大利三架侦察机,这三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了,击落以后四十分钟,他们撒下传单恐嚇苏联红军,(较模糊:俄罗斯你们准备好绳索吧,等着我们把你们绞死!)红军继续向前推进,并且在清点自己部队的时候,我们一个团的兵力牺牲了一半,剩下一半,而且我们的收发报机,也被损坏了,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片玉米地,发现里面有动静,我当时派5名自动枪手去侦察,这时候他们发现两个大个子德国兵,他们也在侦察,想弄清楚我们这有多少人,我们准备开枪的时候,我制止了他们,我们当即审问这两个德国兵,结果他们交待,当天1点钟,他们要发起攻击,这时候我们利用从他们身上缴获的收发报机,和我们的指挥部建立了联系,指挥部说,你们好好准备,我们马上组织进攻。德军看不到我们部队怎样渡过的河,我们才到岸边,就开始攻击他们,这个时候,大部队开始进攻了,我兵架起浮桥,火炮也运到对岸,我们帮助他们,炮兵也帮助他们。我们接到一个命令,晚上需要挖战壕,挖完后我们就隐在里面,等待敌人的到来,准备进行反攻。有一些苏联侦察兵听说德国人准备进攻,埋伏在这里,挖这个战壕的目的是阻止德军进攻,9月27号开始战斗,一直到10月4号,侦察兵来了,告诉我们德军的坦克要进攻,我就用望远镜向远瞭望,第一次看我没数清,坦克太多了,我又仔细看了一会,大略数了一下,大概40多辆,有20多辆装甲车,还有很多步兵,我们的队长向炮兵下命令,不要着急开炮,等他们开近我们的战壕,听我的命令再开炮,一会我们的通信员来了,说连长,有电话找你,另外一个连长叫我“儿子”,他一直叫我儿子,因为我是连长里最年轻的。他把他们部队侦察员搜集到的情报告诉我,说德军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到河里消灭掉,所以你不要成一条直线,要形成一个包围圈,好好保卫,不要让德军得逞。我说,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德军前进的。队长说,我知道你作战很勇敢,我相信你不会让德军进来的。

  德军开始进攻的时候,苏联红军的火炮对德军进行了打击,德军从左面进攻,当德军离我们只有300米的时候,我命令开枪。所以士兵们乱打一气,我也是这样,我自己确实不知道到底打死了多少德国士兵,我并不是都这么乱打的,因为当时我负伤了,有时会处于昏迷状态。我的脖子受伤了,打5分钟我可能就昏迷了,醒来后再继续打。德军的40辆坦克,我们消灭掉24-25辆,德军开始退却,但我们也损失了炮兵连的一半,步兵也损伤很多,从10月4号到5号晚上,我们收到一个命令,不要再坚守了,要回到左岸,护军营来接替我们。当深夜的时候,我们退到了河边,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到了左岸,可我们又收到命令,让我们去乌克兰的扎波罗热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仍然被德军占领,需要我们去解放。这座城市距我们有几十公里,由于人员和武器很多,我们的行军很慢,行军的过程中不断有士兵加入,扎波罗热是唯一的一个在左岸的城市,右岸的所有城市都已经解放了。

  我们开始反攻,很激烈的一个战斗,最终我们占领了扎波罗热这座城市,我们的部队得到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扎波罗热兵师”,我们又得到一个命令,还是要强渡这条河,我第二次得到了这样的命令,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分成了两个小队,开始强渡,这一次我们成功了,我们又占领了那些领土,德军进行了五次反攻,我们成功的打退了,我们打死了70多德兵,在我们强渡之前,大尉和我们说,谁第一个成功强渡第涅伯河,就会得到英雄勋章,我们强渡的时候,被炮火震伤了,我听不清楚,而且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完成任务了,我一个操作这个大炮,又打死了15个德兵,大尉来了,问我们的队长强渡是什么情况,队长说这个中尉表现了无比英勇的精神,这个大尉说,我会和团长汇报,你应该得到这个英雄勋章,但是我的命不太好,因为我被震错听力受到损伤,我被送到医院,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听说那个大尉炮兵营长已经牺牲了,就是他要给我履行苏联英雄的手续,所以我到现在都是上校,而不是英雄,你看生活就是这样吗!

  现在我不想在说什么了,我们还是解放了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的布拉格,这个城市很漂亮,战胜德国是在5月8号,但我们在捷克布拉格是在5月12号,是在四天之后,我们在那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我们坐着火车穿过贝加尔湖到达了苏蒙边境,我们在那集结以后,我们要穿过一片类似沙漠的草原,那时候天气很热,又翻过了大兴安岭。那时候的天气很热,47-50度,太热了,我们决定白天不行军,只在晚上行军,但是天气实在太闷热了,我们七月底到达了大兴安岭,在我们来之前,那里人迹罕至,那座山太陡了,我们不知道怎样过去,首长派我去侦察探路,队长说你要注意,哪个地方能下去,哪个地方能走,我仔细寻找了,找到一条好走的路,但是还是很陡,把车用绳子给拴着,用一档往上走,由于路太陡,坦克有翻车的,很多人死了,我们在没有打仗时都没有牺牲这么多人,在蒙古也死了很多人,因为太热了没有水,蒙古的水非常不洁,有的士兵喝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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